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

       实践及今后需做的工作

内容摘要：家庭暴力在我国问题凸现，我国近几年在立法，司法制度还有社会援助等方面对防范控制家庭暴力作了诸多工作，效果明显。但是，我国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实践均还属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本文就是在总结我国反家庭暴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现存问题，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设想，以期为我国反家庭暴力行动有所帮助。

主题词：反家庭暴力 社区警务 传统态度 公众性运动  多机构合作  防控社会救助系统 避难所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根据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世界上25%～50%的女性曾受到男性同伴的人身伤害；在智利的圣地亚哥,80%的妇女承认自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法国,95%的暴力受害者是妇女,其中51%的暴力出自丈夫之手。在巴基斯坦,99%的家庭主妇和77%的职业妇女遭到过丈夫的毒打。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家庭暴力引起的。
    家庭暴力的普遍存在不仅为家庭带来恶果，而且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家庭暴力在使受害人的情感、肉体、心理遭受巨大折磨、人格受到羞辱和贬低的同时，还须承担因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的医药费、误工费、咨询费、审判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而由政府、相关组织或机构向受害人员提供的扶助、帮助费用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消极耗损，那些由自救无果的受害者所实施的“以暴抗暴”行为，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已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导致违法犯罪的因素之一；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往往由家庭折射至社会，受害的未成年人除自身的生活、学习质量下降外，有些人还较早地出现暴力倾向，不可否认的是，未成年人素质的降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隐患。凡此种种表明，家庭暴力超越了家庭这一私领域的范畴，成为危害人类平等、安全生活乃至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害，它已为全世界普遍关注。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及司法制度。

近几年，我国的家庭暴力问题日益突出，消除家庭暴力作为维护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国家基本法律的层面上，2001年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第一次对家庭暴力暴力问题作了规定。《婚姻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作了规定：（1）总则中将“禁止家庭暴力”（第三条）上升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原则的体现，也为今后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2）在裁判离婚的法定理由中，将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作为法院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节无效的离婚案件作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之一（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3）在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规定了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和施暴者的民事法律责任（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与第四十六条）。例如，第四十六条规定，配偶一方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赔偿。目前，全国已有湖南，青海。重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省一级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90余个地市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应当说，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呈现出地方立法先行的态势，但至今尚未制定防治家庭暴力的全国性专门法律，反家庭暴力机制尚在摸索之中。

我国的司法制度对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众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寄予很高期望。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人民警察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定的调解、制止、处罚、刑事侦查等权力，而且还意味着公安机关应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协调配合，共同构筑家庭暴力社会救助网络，积极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婚姻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职责，结合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使制止权；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权；对实施家庭暴力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行使调解权；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应当行使侦查权。

除了以上法定的单一式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方法，我国已形成社区民警将家庭暴力干预与日常的社区警务工作紧密结合的良好途径。这种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的理念，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
    二、我国关于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实践。

在我国，除了妇联组织有近５万名维权信访干部专为妇女“当家作主”以外，在社区、公安机关、社会团体，还有无数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帮助受暴妇女。一个反家庭暴力的社会网络已基本在我国构建起来。

目前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共有维权信访干部４８０９６人，其中县乡级４７１９８人；每一个省都建立了妇女维权热线，共有６１８１条，其中县乡级５３７７条；每一个省都有妇联法律服务机构，共８９５８个，其中８５１７个。 

２１个省建立了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１３个省份建立了妇女避护中心。有１１１４６名各级妇联干部担任了人民法院特邀陪审员，在涉及妇女儿童的案件审判中依法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十几个省的妇联组织、公安机关联合建立了“１１０”家庭暴力报警服务中心，在基层建立了妇女权益投诉站。

（一）中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及各民政部门和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这些是我国妇女最普遍求助的家庭暴力帮助机构。通过他们的联合与合作，在妇女社会救济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反家庭暴力起到了突出的组织、推动和协调作用。

（二）法律援助中心及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工作机构。根据法定的职责和义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给受到家庭暴力者以法律上的帮助与支持。

（三）社区家庭暴力侦察员。在南京的一些社区，“家庭暴力侦察员”负起了“维持家庭和平”的使命。南京市一些社区纷纷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干预网络小组”，社区主任、社区民警、法院志愿者、兼职的法律顾问和专门的心理医生组成了“家庭暴力侦察员”队伍，他们公布服务电话，一个电话就能召之即来、登门干预调解。

（四）社区妇女维权预警机构。这个机构由预测、预报、预防三方面组成。各街道、居委会将通过法律援助站或法律援助点，帮助妇女提高预防能力，避免遭遇侵权。

三、我国反家庭暴力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刑事处罚难。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尽管“禁止家庭暴力”确写入新婚姻法，但却没有具体的司法实践的内容。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现行法律主要适用对施暴者进行事后制裁，缺乏对家庭暴力正在发生及持续过程中的救济措施。家庭暴力受害者大多希望在遭受暴力时能有法律支持对丈夫实施一定的强制措施，能有一段时间避免与之接触。而现行法律大多属于“马后炮”，因而对受暴妇女保护不到位、不及时。

（二）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缺乏对家庭暴力危害性的认识。缺乏大规模的反家庭暴力公众性运动。以提高对反家庭暴力的全社会参与意识。

（三）刑事司法部门对家庭暴力还抱有传统态度。认为其属于家庭内部事件而大事化小，缺乏防范意识。

（四）缺乏多机构合作的反家庭暴力运作机制。有关人员如何为受暴者提供有效帮助？如何及时制止暴力获取有效证据和对施暴者提供治疗内容？缺乏形成完整链条的执行保障。

四、我国反家庭暴力将要做的工作。

(一)制定全国性反家庭暴力专门法及具体实施办法。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家庭暴力问题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转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庭暴力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的诸多方面。所以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专门性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律。

如果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与司法需要逐一修改现行法的某一方面，这样的修改会有许多，所需的时间也会很长，很难适应当前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求，不利于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利于对施暴者的教育、矫治和惩处。中国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时间很短，有着独特的国情，在法律改革的宏观战略上也应该有适合自己的模式，应该走专门立法的道路。近年来，一些地区反家庭暴力民间组织开展的一系列社会宣传、调查、社区干预试点等活动，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尽快制定全国性反家庭暴力专门法及具体实施办法，应当列入议事日程。

在将制定的这部专门性法律中，应当从家庭暴力的预防、援助、救治、制裁四个方面从实体到程序各个方面依次规范，重点弥补关于家庭暴力的认定、家庭暴力的处罚、家庭暴力的证据规则等现行法律空白点，从立法方面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规范形成严密之网。

（二）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公、检、法、司、教育、卫生、民政、传媒等多机构合作防控家庭暴力的机制，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目前，我国的社会服务系统尚不够健全，为建立防控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我们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一是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通力协作，建立一套有利于制止家庭暴力的社会求助系统。二是强化机构工作的职能性介入意识，对发现或接触到的家庭暴力实践，即使受害人尚未求助，也可进行相应的工作。三是减少受害人求助成本、相关机构推诿不管的做法；要求任何一个机构都是一个工作接触点，一旦接到受害人的求助，即应以积极负责的他度开展工作，并主动与其他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取得配合，从而不需当事人逐一求助。四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投资建设妇女、儿童和老人避难所，收留因家庭暴力而无处可去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以避免他们遭受更多的人身伤害和精神痛苦。五是重视社会调解在化解家庭矛盾和防范家庭暴力违法犯罪中的功能作用，各级政府应当通过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反家庭暴力工作。

（三）开展以预防为主的反家庭暴力宣传公众运动。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不断完善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两者的有机结合对于遏制家庭暴力违法犯罪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在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和睦于社会的文明。重点在于：

1. 突破家庭暴力是家内事务和私生活，国家机构和社会公力不应介入的传统认识。

2.树立“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违法的，妇女不应忍受任何暴力、社会不能容忍暴力、男人没有权力施暴、每个人都不应遭受暴力。”的公众意识。这种意识不仅针对社会公众，而且应当介入到国家和地方的决策性活动中。

3.呼吁制定内容广泛的，整体的，全国性的反对暴力的战略，并在全国代表大会前组织公开会议，以保证反家庭暴力的政策的制定，从而使反家庭暴力在地方和中央获得重视与支持。

家庭暴力的防控在我国尚属初级阶段，我国的法律防治体系和社会防治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性法律体系，从法律的层面上约束家庭暴力行为，使反家庭暴力行动有法可依，实现整个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法律层面的认识。从而可以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形成各种社会力量的多方位参与，形成一个完整的反家庭暴力社会保障体系。(字数：514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