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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律师的名声
吉树荣   2009-11-07

当年自己填报高考志愿时,以律师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皆为律师出身,凭着对律师的粗浅甚至一鳞半爪的认识,选择了法律专业,并如愿考入一所全国知名的法律院校;在校期间学习倒也刻苦、努力,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律师。

执业伊始,本人以虔诚的心,秉着为民“伸张正义”进微薄之力的理想,把律师看作崇高的职业。然而在执业过程中,多次听到当事人说:律师是替坏人说话,律师好人少。究其原因,无非是刑事案件中,律师需要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有人甚至以美国好莱坞大片中,出于剧情需要,展现的律师无所不用其极地“替坏人说话,使好人蒙冤的形象,来看待律师这个职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只能一笑了之。因为律师的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道明,而且辩解起来有“王婆卖瓜”之嫌。然而,上述认识既非个别,社会上对律师的认识确有误区,一直想拼凑一篇小文,为律师“正名”,一吐为快。(律师中也有“害群之马”,在社会上败坏律师名声,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就国外律师而言,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律师的社会评价相去甚远。美国系判例法国家,采取当事人主义,实行“交叉询问”和“控辩对抗”,对律师有特别需求,法律事务没有律师参与不可想象,其律师数量占到全世界的60%~70%,律师为了胜诉确实可以“不择手段”(我国律师却不能如此,受到法律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诸多限制,作用也小得多)。美国流传着一个关于律师的寓言故事:一个受人尊敬、救人无数的医生死去,自然进入了天堂。他以为自己一生都在做好事,在天堂一定会受到优待,结果发现分给他一间小房子,而一个律师却住在大房子里面。于是他愤愤不平地去找上帝辩理,上帝对他说:天堂里有很多医生,但却只有一位律师。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国律师的“风评”,但美国判例浩如烟海,法律英语也绝非常人所能掌握,故美国律师可以大行其道,收入颇丰,社会地位甚高。美国人可能讨厌律师,但又离不开律师。而在法国民众眼里,律师则是大革命获胜战士的后裔,人民自由与权利的维护者。律师的雄辩,素为法国国民钦佩,律师卓然超乎其他法律职业之上,赢得法国社会特别的敬重。[]可见,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律师的地位、作用不同,形象也大异其趣。笔者认为,中国律师的作用与大陆法系相类,理应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和声誉。

律师最早律师制度源自古希腊雅典,至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皇帝以诏令的方式确认了诉讼代理,由此出现了职业律师,并进而形成了律师制度。欧洲中世纪,由于实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诉讼制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聘请辩护人的制度形同虚设。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明文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原则,使英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有了法律依据。[]律师职业的出现,是为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对于刑事民事案件皆然,不能说当事人就是坏人(从逻辑上说,律师“替坏人说话”,必然得出当事人都是坏人的谬论)。笔者认为,律师制度系当事人的代理权、辩论权和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延伸和补充,对当事人进行人权保障的重要措施,为程序公正和形式正义的具体体现;若当事人无诉讼权利,则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律师制度。因此,自资产阶级革命后,才有真正的律师制度,并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

就诉讼领域人权的保障和维护法律的公正而言,律师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刑事案件中。以我国为例,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前,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即称“罪犯”,仍有以前“有罪推定”的痕迹;虽然修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更重要的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和知识层次等因素,决定了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弱者地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一般会受到严重限制,又大多不懂法,不知道自己享有相应的权利,不知道或不敢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甚至认为替自己进行合理辩解就是“抗拒”,会加重自己的罪责。毋庸讳言,一些办案人员有意或无意引导犯罪嫌疑人进入这样的误区,以利于尽快结案。一些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引导承认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或者在讯问笔录中不敢否认对自己不利的不真实情况。我国法律虽然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现实中,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因此犯罪嫌疑人仅仅依靠自己,难以保障其人权。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追诉犯罪的一方,不论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拥有查案的一切必要手段,其权利在办案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充分得到保证;且公诉人对相关法律十分精通,公诉人兼具控诉和法律监督双重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明显的强势。这样的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十分不平等,力量严重失衡,其结果是被告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势必造成无罪者获罪和轻罪重判现象,法律失去了应用的公正性。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加上一种外力与控方相抗衡,不仅有效抵销其地位上的强势,而且精通法律能充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还有权同控方一样,能充分了解全部案情,使控辩双方达成一种均势。唯有如此,控辩双方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辩论,使案情得以查清,法官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判决,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特别是对于通过律师的努力,最终宣告无罪的案件来说,律师在保障公民不能无辜受到刑事追究,防止司法权滥用,别具意义。同时,律师提前介入,为当事人通过法律帮助,可以有效防止侵犯防止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发生。故律师在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诸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民事领域,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有效防止法律纠纷的发生,对于减少诉讼和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和谐,作用巨大。由律师起草法律文书,通过法律咨询,参与商业谈判,调解民事纠纷,可以使发生纠纷的几率大大减少;即使发生纠纷,因有理有据,当事人比较容易进行维权。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重视合法经营,规范运作,使律师能更大程度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律师非诉业务的不断拓展。

此外,我国律师也更多地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承担各级政府法律顾问,促进了各地立法和政府依法行政。

律师制度的完善和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是国家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越进步,法治越完备,律师的地位就越高。律师不仅在传统的诉讼业务方面,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而且日益拓展自己的服务领域,为我国法治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法律援助、义务法律咨询是律师的职责,在社会公益方面也不落人后,这些都不断改变人们对律师的看法。

总之,我国律师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人们的偏见。



[] 参见何勤华、李秀清主编:《外国法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月第1版,第313页。

[] 参见郭成伟主编:《外国法系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月第1版,第11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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