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自己填报高考志愿时，以律师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皆为律师出身，凭着对律师的粗浅甚至一鳞半爪的认识，选择了法律专业，并如愿考入一所全国知名的法律院校；在校期间学习倒也刻苦、努力，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律师。

执业伊始，本人以虔诚的心，秉着为民“伸张正义”进微薄之力的理想，把律师看作崇高的职业。然而在执业过程中，多次听到当事人说：律师是替坏人说话，律师好人少。究其原因，无非是刑事案件中，律师需要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有人甚至以美国好莱坞大片中，出于剧情需要，展现的律师无所不用其极地“替坏人说话”，使好人蒙冤的形象，来看待律师这个职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只能一笑了之。因为律师的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道明，而且辩解起来有“王婆卖瓜”之嫌。然而，上述认识既非个别，社会上对律师的认识确有误区，一直想拼凑一篇小文，为律师“正名”，一吐为快。（律师中也有“害群之马”，在社会上败坏律师名声，不在本文论述范围）

就国外律师而言，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律师的社会评价相去甚远。美国系判例法国家，采取当事人主义，实行“交叉询问”和“控辩对抗”，对律师有特别需求，法律事务没有律师参与不可想象，其律师数量占到全世界的60%~70%，律师为了胜诉确实可以“不择手段”（我国律师却不能如此，受到法律和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诸多限制，作用也小得多）。美国流传着一个关于律师的寓言故事：一个受人尊敬、救人无数的医生死去，自然进入了天堂。他以为自己一生都在做好事，在天堂一定会受到优待，结果发现分给他一间小房子，而一个律师却住在大房子里面。于是他愤愤不平地去找上帝辩理，上帝对他说：天堂里有很多医生，但却只有一位律师。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国律师的“风评”，但美国判例浩如烟海，法律英语也绝非常人所能掌握，故美国律师可以大行其道，收入颇丰，社会地位甚高。美国人可能讨厌律师，但又离不开律师。而在法国民众眼里，律师则是大革命获胜战士的后裔，人民自由与权利的维护者。律师的雄辩，素为法国国民钦佩，律师卓然超乎其他法律职业之上，赢得法国社会特别的敬重。[①]可见，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律师的地位、作用不同，形象也大异其趣。笔者认为，中国律师的作用与大陆法系相类，理应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和声誉。

律师最早律师制度源自古希腊雅典，至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皇帝以诏令的方式确认了诉讼代理，由此出现了职业律师，并进而形成了律师制度。欧洲中世纪，由于实行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诉讼制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聘请辩护人的制度形同虚设。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明文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原则，使英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有了法律依据。[②]律师职业的出现，是为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对于刑事民事案件皆然，不能说当事人就是坏人（从逻辑上说，律师“替坏人说话”，必然得出当事人都是坏人的谬论）。笔者认为，律师制度系当事人的代理权、辩论权和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延伸和补充，对当事人进行人权保障的重要措施，为程序公正和形式正义的具体体现；若当事人无诉讼权利，则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律师制度。因此，自资产阶级革命后，才有真正的律师制度，并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

就诉讼领域人权的保障和维护法律的公正而言，律师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刑事案件中。以我国为例，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前，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即称“罪犯”，仍有以前“有罪推定”的痕迹；虽然修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更重要的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和知识层次等因素，决定了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弱者地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一般会受到严重限制，又大多不懂法，不知道自己享有相应的权利，不知道或不敢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甚至认为替自己进行合理辩解就是“抗拒”，会加重自己的罪责。毋庸讳言，一些办案人员有意或无意引导犯罪嫌疑人进入这样的误区，以利于尽快结案。一些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引导承认对自己不利的行为，或者在讯问笔录中不敢否认对自己不利的不真实情况。我国法律虽然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现实中，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因此犯罪嫌疑人仅仅依靠自己，难以保障其人权。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追诉犯罪的一方，不论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拥有查案的一切必要手段，其权利在办案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充分得到保证；且公诉人对相关法律十分精通，公诉人兼具控诉和法律监督双重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明显的强势。这样的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十分不平等，力量严重失衡，其结果是被告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势必造成无罪者获罪和轻罪重判现象，法律失去了应用的公正性。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加上一种外力与控方相抗衡，不仅有效抵销其地位上的强势，而且精通法律能充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还有权同控方一样，能充分了解全部案情，使控辩双方达成一种均势。唯有如此，控辩双方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辩论，使案情得以查清，法官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判决，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特别是对于通过律师的努力，最终宣告无罪的案件来说，律师在保障公民不能无辜受到刑事追究，防止司法权滥用，别具意义。同时，律师提前介入，为当事人通过法律帮助，可以有效防止侵犯防止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发生。故律师在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诸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民事领域，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有效防止法律纠纷的发生，对于减少诉讼和社会成本，促进社会和谐，作用巨大。由律师起草法律文书，通过法律咨询，参与商业谈判，调解民事纠纷，可以使发生纠纷的几率大大减少；即使发生纠纷，因有理有据，当事人比较容易进行维权。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重视合法经营，规范运作，使律师能更大程度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律师非诉业务的不断拓展。

此外，我国律师也更多地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承担各级政府法律顾问，促进了各地立法和政府依法行政。

律师制度的完善和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是国家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越进步，法治越完备，律师的地位就越高。律师不仅在传统的诉讼业务方面，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而且日益拓展自己的服务领域，为我国法治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法律援助、义务法律咨询是律师的职责，在社会公益方面也不落人后，这些都不断改变人们对律师的看法。

总之，我国律师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着人们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