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这是我父亲近来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对岁月飞逝的感慨，更多的是六十年国庆带给他的激动。在我小时候，父亲就无不自豪地对我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儿时的我对此不以为然，长大后，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含义。

在父亲身上，有祖国沧桑巨变的印迹；在我的家里，有祖国发展强大的缩影。建国初期，物资匮乏，正在长身体的父亲吃不饱、穿不暖，三年自然灾害，让全家濒临死亡的威胁，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硬是靠吃草挺了过来。即使这样，父亲十分热爱读书，成绩也很好，但是因为家里贫困，爷爷无奈让他退学务农。这个时候，父亲的班主任来家访，苦口婆心动员爷爷让父亲继续学业，最终，爷爷被感动了，父亲得以完成高中学业。

恢复高考后，父亲将全部的精力投入考试中，最终考上了农学院，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尽管那个时候，国家的经济尚未复苏，但党和中央还是对教育投入的巨大的关注和资助。在三年的大学生活中，父亲靠着学校微薄的补助和家里的萝卜干，艰难地学习和生活。父亲后来多次向我描述那段时光：“我们都是大龄青年，我的老师仅仅比我大四岁，而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那个时候，能坐在教室里，我们就感到充满了希望，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国家的。我们全班最喜欢在一起高唱‘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那时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一想到国家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就觉得应该回报国家。”毕业后，父亲进了工厂，先后当了先进和厂长。用他的话说，工作以后有使不完的劲儿，有责任在肩的豪情。

1980年，我出生了。很荣幸，我见证了祖国发展最迅速的30年。我清楚记得，1985年，我家是小区里率先买上电视的。那台十几寸的小黑白，成了焦点。虽然看不到什么节目，但是老老少少的还是喜欢坐在跟前像模像样地观赏着，评论着。后来，我们家又率先安上了电话，号码是周边邻居共享的，我经常走动串西地帮忙喊着邻居来我家接电话。对此，我引以为豪。可是，很快，就家家户户都买上电视、装上电话了，有的邻居甚至还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一番。我也常常听父母说：“现在生活好了，想当年……”

80后，是社会对我这个年龄段人的统称，因为我们集合了祖国发展、社会变迁的种种迹象，有承接的和谐，也有对立的矛盾。我们是玩着泥巴长大的一代，一毛钱的冰棍儿和八毛钱的华丰方便面，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奢侈。那时候的我们是没有零花钱的，因为父母的工资很低，所以，我们虽然是孩子，但吃的和大人是一样的，基本没有小灶。放学回家，只要完成作业就可以，家长不会想到要把我们送到所谓的特长班，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机构，老百姓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小时候，我们看着国产动画片和日、美动画片，虽然没有鉴赏能力，但是孩子的眼睛往往是最直接的，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差距。再后来，香港片、新加坡片陆续在内地播放，我们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隐隐约约也感受到了异域的生活。

可以说，在我们身上，既延续着中国过去封闭传统的观念和作风，也接受着外来文化的风潮。我们幼时过着清苦的生活，长大后，却突然面临物质生活的巨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幼时那五分钱的冰棍儿消失了，多种多样的零食和服装在商场里琳琅满目。更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港台明星的出现让我们的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传统，一方面是文化冲击带来的桀骜不驯，80后被评论是个性最强的一代，也是家庭代沟最深的一代。

90年代对我来说是国家变化最快的时期，新东西、新观点、新体制、新字眼不断出现，让人追赶得似乎有点力不从心。那个时候的历史和地理课，老师不断强调祖国的地大物博和悠久文明，让我们在深感自豪的同时，也对国家的世界地位有了自己的看法。“发展中国家”这个词，让我们有了一种使命感，记得高中毕业的同学聚会上，我们40多个同学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举着酒杯一起高喊：“让发展中国家在我们手上晋级。”那是何等的爱国激情啊。

是的，我爱我的祖国，就像我的父亲至今怀念当年的艰难困苦一样，有了爱国的信念，才有强国的动力。我一直不赞成有人高呼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豪言壮语，我们的祖国还没有如此之强大，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要付出比前辈更多的努力。如果说我们的父辈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一辈，我们则是和国家一起发展的一代。无论我们在何岗位，任何职务，哪怕是微薄之力，我们也当付与我们的祖国，这不仅是一种感情，更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