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功能透视

        [摘要]以刑罚轻缓化的世界趋势和我国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为分析背景，众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轻刑化处理寄托了审判机关对犯罪预防效果的期待，愈演愈烈的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现象在形式上具有合理性。但从犯罪防控的犯罪学逻辑出发，公正性不足严重制约其应然功能变为现实，其对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耗损，远远大于其在犯罪预防方面的收益。
　　[关键词]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犯罪防控

　　　　
　　近年来，司法实务中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现象愈演愈烈。据有关部门统计，2006年全国被判处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或适用缓刑的渎职侵权犯罪的比率高达95.6％。这一现象不仅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各界普遍认为，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难以起到惩治和警示作用，应当加大惩治力度。然而，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决非单纯的“打击力度”所能解释，人民法院更不同意单纯从打击力度角度考虑渎职侵权犯罪的刑罚功能问题。透视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恐怕还需要从犯罪防控出发，进行功能解析。
　　
　　一、应然性评价：轻刑化蕴含预防与矫正之刑罚功能期待
　　
　　对于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人们习惯于责难立法缺陷、执法不一、干扰过多、打击不力。但对于高达95％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比例，这样的归纳显然不足以反映事情的全貌。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按此逻辑分析可发现，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产生、发展与蔓延，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审判机关和广大审判人员对现代刑罚制度的理解，对刑罚预防与矫正功能的期待以及其为犯罪防控效果所作的努力，因而不能否认，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一)顺应以刑罚轻缓化追求犯罪防控效果的世界趋势
　　刑罚轻缓化是伴随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而来的社会现象。在教育刑、目的刑和社会防卫思想的推动下，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就已经认识到，“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刑罚制度出现了以谦抑为核心、以轻缓为特征的发展趋势。综观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刑罚的残酷、野蛮、不人道的时代已经过去，刑罚的轻缓、开放、文明、人道的方向已成世界潮流”。我国具有长期的重刑传统，但在不断推高的犯罪浪潮的冲击下，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承认刑罚功能的有限性和刑罚手段的最后性、谦抑性。为追求更好的犯罪防控效果，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对于轻罪在刑事立法上尽量施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以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刑罚严厉性和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在理论推动下，人们越来越重视刑罚手段及其执行方式对犯罪防控的实际作用，节约刑罚、刑罚宽缓的精神在立法、司法层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是在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之下形成的。就本质而言，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也是刑罚轻缓化的具体表现之一，通过刑罚轻缓化有效防控犯罪的各种理论根据，如刑罚再重也无法从根本上治理犯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应当成为量刑根据、尽可能减少阻碍罪犯回归社会的因素等等，对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同样适用。事实上，不管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是否真正实现防控犯罪的目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法院还是主审的法官，通常均是以此为理由“实现”渎职侵权犯罪的轻刑化，在形式上，它顺应通过刑罚轻缓化追求最佳犯罪防控效果的世界潮流。
　　
　　(二)因应宽严相济政策对短期自由刑预防效果的关切 
　　21世纪初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万众瞩目中承载着国人对控制犯罪、抑制犯罪的期待走上了前台。作为对“严打”刑事政策长期反思和检讨得出的结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核心的价值取向是“当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减少犯罪”，而其宽严相济之道，“自然而然地就是宽严适度，并且侧重宽缓”。在侧重宽缓的政策导向之下，尤其是在短刑犯重新犯罪率高的压力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司法解读都聚焦刑罚适用，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适用问题，要求“关注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对轻微犯罪应尽可能地适用管制刑、单处罚金、缓刑等，以避免拘役、短期有期徒刑等短期自由刑的广泛适用带来的弊端”。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显然因应了宽严相济政策对短期自由刑预防效果的关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其中所倡导的执法理念，便是慎用短期自由刑。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正是上述执法精神的司法体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对过失犯罪、轻罪、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从宽处罚、慎用短期自由刑的政策要求。不管就个案而言，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是否真正体现了公正，但不可否认，从整体而言，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轻刑化处理是法官们力图减少短期自由刑的一种结果，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注短期自由刑防控效果的政策方向相吻合，与学者们关于“在未来的刑罚制度改革中，有必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对于轻微犯罪，在立法上可以规定短期自由刑易科非监禁刑制度”的强烈呼吁更是遥相呼应。
　　
　　(三)呼应和谐社会构建强调社会矛盾化解的司法需求 
　　建设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明显增加的新形势提出的治国方略。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化解社会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培育和谐社会关系，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持续过程。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存在着重大的依赖性，要求刑事司法必须以更文明、更宽缓的方式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以减少社会对立面，最大限度实现执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渎职侵权犯罪大多是法定刑不高的轻罪，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高，又往往具备自首、悔罪、积极抢救受害者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再加上此类犯罪经常处于罪责分散、证据不全等状况，对这些犯罪分子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需求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体现了审判机关期待的和谐效应：一是使渎职侵权犯罪分子充分体验社会的宽容和温暖，受刑之后感激社会而不是心存怨恨，认罪服法而不是消极对抗；二是避免监禁刑通常附带的强化社会对抗心理、增强犯罪技能等副作用，有利于渎职侵权犯罪分子受刑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尽快融入社会；三是避免给渎职侵权犯罪分子家庭、亲属带来各种负面效应，减少这些人员因家庭原有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关系受损出现的思想抵触，尽量避免因监禁刑的实施所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四是减少诉讼成本，节约诉讼资源，集中人力、物力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当然，不少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轻刑化处理确实与法官职业素质以及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执法的目的是为了消化矛盾而不是创造新的社会矛盾，即便撇开轻刑化处理动机的纯洁性不谈，又有谁能完全否认轻刑化处理本身在消化、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益处?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纠集期，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与压力，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这一“收益”，还是不能完全否认的。
　　
　　二、实然性评估：执法公正性不足弱化轻刑化的实际功能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一定程度上寄托了法官们通过轻缓刑罚实现最佳犯罪防控效果的司法诉求。但司法的功能在于定纷止争、惩恶扬善、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秩序。其中，“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又往往被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定位为司法的核心要求和应然期待，从实然角度分析，公正性不足严重制约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应然功能变为现实。
　　
　　(一)损害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原则。抑制惩恶扬善的惩治功能
　　司法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地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和要求。只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司法工作所承载的实现公平正义的重任才能得到实现，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建立。基于这一逻辑，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其法治理想时就大声疾呼：“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原则。刑法对渎职侵权犯罪虽然设有可适用缓刑的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也在法定的可免予刑事处罚之列，但这些规定，首先是比较原则的、可选择的，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都不是渎职侵权犯罪必然的刑法评判结果。九成以上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显然违背了法律的精神实质，有失公正。尤其是与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率、免予刑事处罚率相比，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缓刑率、免予刑事处罚率不合常理的偏高，这种量刑上的严重失衡，严重脱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有悖严格依法办案的司法原则。从宏观而言，这种背离法律原则的司法处理，必将减弱其应有的惩戒作用，抑制其定纷止争、惩恶扬善、维护和谐社会秩序的实际作用，制约其预防犯罪的刑罚效果。
　　诚然，在社会治安严峻之形势下，审判机关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出发点，以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为归宿，对渎职侵权犯罪进行相对轻缓的处理可以减少一些短期自由刑带来的不和谐因素，问题是，“贯彻宽严相济要严格执行法律。宽严相济必须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基础，宽不是法外施恩”。严格执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和谐秩序的美好追求通过法定程序实现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是严格依法办案，超出法律原则来谈论宽严相济，离开法律效果的获得来争取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一个无法解答的悖论，为追求某些特定的刑罚效果而破坏严格依法办案的原则是不足取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所言：“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
　　
　　(二)背离严惩职务犯罪的刑法宗旨，扭曲平衡利益的协调功能
　　“法律由于其本身就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又具有解决利益冲突的功能。”在刑事诉讼中，刑法无疑是平衡、协调社会、国家、组织、个人利益的根本依据和标准。刑法是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关系到以犯罪这种极端手段表现出来的利益冲突能否得到符合各方期望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可接受性，直接决定原有利益冲突能否得到消化以及是否产生更多、更大的利益纷争，法律秩序、社会秩序能否得到恢复。就此而言，凡是背离刑法的各种处置方式，都是对刑法社会利益平衡、协调机制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利益纷争。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法律制裁，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利益、犯罪人的利益、受害人的利益，更广泛地说，还包括犯罪人家属、受害人家属以及其他潜在犯罪人及其家属、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对此，立法者已经通过法定程序明确了制裁的方式，这种法定的制裁方式是在强调严惩职务犯罪的基础上平衡上述各方利益的结果。在刑法是理性产物的正常假设下，严格依法制裁才能产生最大的平衡、协调、促进和谐的效果。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显然脱离了刑法原有的平衡、协调机制，反其道突出保障犯罪人及其家属利益的做法，相当程度上淡化、模糊了刑法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国家机关利益、受害人利益的应有关注，这种打破“平衡”的不平衡，产生新的利益纠纷乃预料之中。
　　当然，法律规范本身具有不可回避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司法在一定限度内采取一定措施加以弥补无可厚非。但这将使司法在很大程度上介入本应由法律承担的利益平衡、协调过程。司法者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必须优于原有的刑法机制并且不能附带超出合理范围的负面效果。渎职侵权犯罪也是一种腐败，免予刑事处罚、缓刑适用过多对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意义是，腐败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制裁。这不免给普通百姓一种“官官相护”的自然联想，动摇其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和对司法公正的预期，这种导致民众质疑法律作为权威的利益平衡工具的副作用，未免太大。
　　
　　(三)制约法律权威的司法培植功效。弱化促进和谐的社会功能
　　“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以法律权威为基础和保障，离开法律权威，民主法治、社会和谐将无从谈起。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都是全社会共同培植法律权威的过程。
　　法律权威取决于法律本身是否真正反映公众的利益要求以及执法者执行、遵守法律的情况。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并非法律专家，很难直接评判法律优劣的情况下，法律权威能否真正树立，主要依赖于两方面：一是司法活动能否将国家法律树为全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最根本的社会调整器，让社会的各种纷争都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二是司法活动能否将社会成员教育成为自觉尊法、守法的公民，自觉地接受法律的规范与调整。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显然难以彰显维护公平正义、树立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一方面，面对渎职侵权犯罪如此之轻的刑罚处罚，要让普通民众对司法产生认同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对普通刑事案件的严厉打击会在民众心理上形成一个强烈的参照系，不断地映射出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之“轻”及其所蕴含的不平等因素(尤其在干群关系紧张的时期和地区)。这样的群体性思维恐怕与法律权威、司法信赖的培植需求是绝然对立的。可以想象，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公正性无从体认，法律权威从何而来?而一旦法律在公众中失去权威，司法在公众中丧失信赖，又如何规训民众尊法、守法?如果没有公众对法律的普遍遵行，和谐的社会秩序又建立在什么之上?另一方面，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必然诱导其他在职人员形成犯了罪也容易逃避处罚，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被从轻判处的错误观念，强化潜在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减弱其尊法、守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我国依法行政程度还不够高、制度建设仍不够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下，这样的错误观念和侥幸心理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给渎职侵权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三、综合性评断：轻刑化利弊消长之间耗损犯罪防控机制
　　
　　利弊共存是司法活动的共同特征。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渎职侵权犯罪的再犯机理、社会影响渠道与普通刑事犯罪不同，对防控普通刑事犯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司法措施，对防治渎职侵权犯罪不见得有正面意义。从犯罪防控的视角出发，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对犯罪防控机制的耗损已经远远大于其收益，不值得提倡。
　　
　　(一)耗损犯罪防控的制度根基
　　站在社会治理的高度，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只是犯罪防控的一个重要环节。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成败，应当以犯罪防控的实际效用为根本的衡量标准。打击犯罪的基本策略，应当以犯罪防控的功能和价值为基本导向。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耗损了我国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制度根基，严重制约国家防控渎职侵权犯罪的能力和效果。一方面，耗损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法律根基，弱化法律规范的导向和规范功能。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是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具体的预期，引导社会成员匍匐在法律面前。但这种预期只有通过严格执法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如果司法倚重法外因素而搁置、绕开甚至违背成文法，则人们对法律的预期就会降低甚至被损耗殆尽，法弛而民乱的情况就随之而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强度和严密程度世间少有(虽说还存在不尽完善之处)，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仍然高发、频发，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严重危害，究其根源，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偏离法律轨道，犯罪的必罚性减弱，对犯罪分子震慑力不大，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教育作用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未能从中感悟司法的人道和人文关怀，反而对政府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产生误读，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惩治、预防存在认识误区，甚至认为渎职侵权犯罪是“好心办了坏事”，至多也只能算“不揣腰包的腐败”，不该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在此认识基础上，渎职侵权犯罪高发、频发也就足为奇。另一方面，耗损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社会根基。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体制转变以及民主、法治的进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渴望社会公正与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要让人民满意与支持，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充分实现法律的公正性，没有其他选择，更无左道旁门。而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的存在，给民众提供了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在定罪、处刑上不平等的心理诱因，导致一些民众对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失去信心，强化其漠视或者不支持、不参与心态。而一旦广大人民群众不支持、不参与，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要发挥应有作用就极其困难。从实践看，长期以来，群众举报一直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群众举报线索明显减少且线索价值低”，这种现象，不正印证了这一点?从更深的层次而言，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甚至会强化一些民众的社会对抗心态，走上反社会的道路。
　　
　　(二)耗损犯罪防控的核心功能
　　犯罪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合理搭配、协调运用，才能达到最佳的防控效果。其中，“司法机关是预防犯罪的专门机关，在预防犯罪中居于中心地位，是预防犯罪的骨干力量……司法机关职能活动的效率和成败，就直接决定着现实社会中犯罪的总量和增减变化”。基于此，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犯罪防控机制，司法力量在惩治、遏制犯罪方面始终发挥着决定性功效。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防控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问题与普通刑事犯罪的防控有所不同，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健全国家机关工作制度、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的法律框架等手段的重要性相对会重一些，但在各种可行手段中，严惩犯罪、以敬效尤仍然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尤其是，渎职侵权犯罪分子一旦被定罪，不管何种处罚都难以回到原工作岗位，其再犯渎职侵权犯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此类犯罪基本不存在特殊预防需求的情形下，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充分发挥法律震慑作用，强化一般预防功能就更显防控价值。
　　轻刑化耗损了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核心功能。当一个地方多年未查处几件渎职侵权犯罪，一旦查处还只是以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等方式收场，则整个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无异于放弃了核心的震慑功能。而这样的放弃或者说耗损，对整个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而言，是灾难性的。其他防控手段得不到司法震慑功能的支撑，很难说有多大的实质作用。对教育手段而言，严惩犯罪就是最好的教材，缺乏这些教材，又有多少官员相信犯罪必罚的法律预期和政策教育?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完善制度固然可以减少管理漏洞，但如果犯罪之后只给予无关痛痒的处罚，再严密的制度规制也阻挡不了潜在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于管理手段而言，严格管理确实有助于减少犯罪空间和机会，但如果犯罪之后几乎都给予某种形式的“司法宽恕”，又有多少个管理者能够始终坚持严格管理的思维和做法?当前司法实践中有一种现象，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在发案单位遭遇阻力。有些发案单位领导把渎职失职视为勇于改革、开拓创新或者处世老练、人之常情，对检察机关的查办工作不理解、不支持，有的甚至公然以组织名义为犯罪嫌疑人说情、背书，干预查办工作。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正是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机制的司法震慑功能长期受到耗损的结果。可以说，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不仅收不到特殊预防效果(本来就不需要通过轻刑化来追求)，还放弃了一般预防的功能。
　　
　　(三)耗损犯罪防控的主要力量
　　按照党中央关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部署，各国家机关都有渎职侵权犯罪防控之责。其中，检察机关作为主力军，是防控的主要力量。这种地位和作用，体现在几方面：其一，打防结合，正确行使刑罚权是渎职侵权犯罪防控的基本策略，而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起诉职能，在现行法律体制中归属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内在要求”，离开检察机关的打击功能，根本谈不上渎职侵权犯罪防控。其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受理举报、坦白、自首、控告、申诉，直接立案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执法活动，对各级国家机关是否严格依法办事蕴含一般监督的功能，虽然“囿于国情的局限，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还难以全面承担起一般监督的职能”，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其三，检察机关坐拥渎职侵权犯罪防控的最佳条件。作为查处渎职侵权犯罪的职能部门，检察机关了解发案单位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可以运用检察建议等形式，对发案单位在执行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有效预防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再发生。这种工作便利，其他任何单位都难以替代。其四，检察机关已经建立了专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构，渎职侵权犯罪防控正是这些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
　　绝大部分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或适用缓刑“标示着”检察机关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各项具体工作缺乏“必要性”(放在宽严相济的大政策思考，这样的“标示”更令人深信不疑)。轻刑化的这种客观结果在多个方面冲击、掣肘检察机关的渎职侵权犯罪防控能力：其一，导致检察机关在外界质疑、自身质疑中无所适从，士气不振。当前一些检察官对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存在严重畏难情绪、畏惧心理，与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具有直接的关联。其二，弱化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作用，影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检察机关通过执法活动监督各级国家机关执法状况的宪法立意无形中被限制与剥夺。其三，压缩检察机关开展渎职侵权犯罪防控空间。轻刑化之下，检察机关对发案单位的管理建议、教育训导缺乏底气，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一些发案单位领导、犯罪分子甚至认为检察机关办错了案，抵触各种检察建议。其四，助长了渎职侵权犯罪的部门保护、地区保护、行业保护现象，弱化人民群众支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犯罪的热情，恶化了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犯罪的工作环境，增加了渎职侵权犯罪防控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概言之，轻刑化耗损了作为渎职侵权犯罪防控主力的检察机关的防控能力，这样的结果，放在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冲击和干群矛盾、冲突，急需加大渎职侵权犯罪防控力度，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形势中考量，其“负”收益特征何等明显。